如果要給2021年各行各業科技端的變革下一廣泛而深刻的注腳，那便是“數字化”。
從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兩個維度出發，數字經濟是指以數據資源作為關鍵生產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作為重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的有效使用作為效率提升和經濟結構優化的重要推動力的一系列經濟活動。分為數字產品制造業、數字產品服務業、數字技術應用業、數字要素驅動業、數字化效率提升業等5個大類。
今年初，我國數字經濟規劃的正式提出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從根本上來說，包括但不僅限于經濟學的范疇，將對小到勞動力素質，大到社會結構、國家戰略，提出新的暢想。
危機中的生存之道
2019年末以來，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實體經濟首先遭受重創，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至今仍為宏觀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由此引發社會上不同程度的勞動用工危機、合同履約危機、信貸危機等。
但人們驚訝地發現，危機之中看似“百花凋零”，數字經濟體卻浮現諸多新業態：社區團購、云經濟、視頻會議、遠程辦公……
見微知著。2020年我國數字經濟核心產業的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7.8%，數字經濟規模占全國GDP比重已從2005年的14.2%躍升至2020年的38.6%。也就是說，我國經濟中已有接近4成與數字經濟相關，足以見得當下的數字經濟正朝著縱深化持續發展。
一方面，數字經濟的核心產業（數字產品制造、數字產品服務、數字技術應用、數字要素驅動）中，互聯網行業增長“神話”破滅，阿里通過組織架構調整，進行“多元化治理”，騰訊擁抱監管、穩住娛樂、加碼技術，積極調整業務模式；通信產業5G規模化應用提上議事日程，IPv6“＋”速跑；云計算、物聯網等產業營收逆勢大幅增長；貿易爭端、國家安全倒逼芯片等關鍵領域科技自立，提高制造業核心競爭力，實現產業鏈、供應鏈的國產化。
另一方面，產業數字化的應用降本增效，促使各行業向要素共享化、生產柔性化、產供銷一體化轉型。例如在生物醫藥領域，通過數字化技術可以實現迭代創新，極大縮短創新藥的研發周期，提高創新效率。
世界各國的數字化進程也步入“快車道”。IBM商業價值研究發現，疫情導致60%的受訪組織加快了對數字技術的投資，超過半數的受訪企業(55%)永久性地調整了組織的戰略方向。2020年，全球數字經濟規模達到32.6萬億美元，占GDP比重為54.3%。美國的數字經濟的規模居世界首位，達到13.6萬億美元；中國的數字經濟的規模緊跟美國之后，居世界第二，達到5.4萬億美元。
全球經濟下行，考驗著一個國家預測、應對并從中恢復的綜合能力，即不被壓垮的韌性。積極探索全新的增長模式和發展路徑，通過制造系統來提高響應外部變化（尤其是慢性壓力或是急性沖擊）的能力，數字經濟或是其中解答之一。
21世紀的“石油”
2月8日，中國選手谷愛凌在北京冬奧會大跳臺項目中完成女子最高難度的轉體1620，穩穩落地，成功奪金。這“驚天一躍”，被鏡頭完美捕捉。在賽事轉播中，5G+8K技術呈現了史上“最清晰”的冬奧會，記錄下賽事細節和高光時刻，可謂中國數字技術應用飛速發展的縮影。
如今，中國網民規模達到10.32億，互聯網普及率已提升至73%，構建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戶總數全球第一，光纖接入用戶規模全球第一，4G用戶總數全球第一，累計建成開通5G基站155.9萬個，5G終端連接數超過5.18億——過去短短20年里發生的劇變，中國已成長為數據資源大國。有人曾說，“龐大的數據將成為現代的石油。”
數字經濟，是建立在龐大數據總量上的，繼農業、工業經濟之后的新型經濟形態。其運行邏輯同兩者可以類比。把數據作為基礎原料，經過標注、清洗、脫敏、脫密、聚合、分析等多次加工得到能用于生產的資源。接著將其放入系統性的“機器”里運作，比如物聯網、人工智能、云計算等等。最后根據不同場景，提供不同的產品或服務。
數字經濟的概念最早出現在1996年Don Tapscott所著《數字經濟：智力互聯時代的希望與風險》上。1998年，美國商務部發布了《新興的數字經濟》報告，提法由此成型，其本質在于發展“信息化”的經濟。
近年來，數字經濟在我國科技和產業革命的重要意義被反復強調。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發展數字經濟，將其上升為國家戰略，從國家層面部署推動數字經濟發展；2021年12月，國務院印發《“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明確了“十四五”時期推動數字經濟健康發展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發展目標、重點任務和保障措施；2022年3月兩會期間，新華社聯合百度發布《大數據看2022年全國兩會關注與期待》，數字經濟位列第五位，成為兩會熱點之一。
從我國數字經濟概念的提出和沿革中，看到諸多領先半步的理念創新和發展趨勢：
過去，我們認知的數字經濟重在娛樂、社交等生活服務方面；現在，完全懸浮于實體經濟之上的“無重量經濟”，及其配套的技術、知識、管理、數據，也擁有實實在在的、可持續的、并且服務于廣闊行業的商業價值，能作為除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之外的新型生產要素，成為推動產業基礎高級化與產業鏈現代化、提速發展的決定性力量。
過去，各地區信息化發展水平提升，區域數字經濟增長帶逐步形成，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京津冀等區域數字經濟發展迅速；現在，“東數西算”工程的全面啟動，使得西部的算力資源更充分地支撐東部數據的運算空間，拓展數字經濟版圖。
過去，國際形勢風云變幻，國內經濟恢復動力不足；現在，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高新技術產業投資加大，信創攻堅取得初步突破，數字產品出口貿易國際影響力穩步提升，“絲路電商”合作成果豐碩，物聯網、云服務、人工智能等應用消費場景拓展，形成良性循環。
可見，擘畫數字經濟未來，科技創新是第一驅動力，融合發展是方式方法，治理是頂層設計，服務化是應用方向。
由此延伸，數據如何確權（所有權、使用權、經營權）、估值以及定價？如何筑牢數字安全保障，解決用戶隱私問題？如何建立公平公開的標準和體系，進一步促進互聯互通？這些問題還需要出臺細化措施，讓數字經濟轉向深化應用、規范發展、普惠共享的新階段。
寫在最后：數字經濟與本末論
中國歷史上動蕩的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文化的因循性誕生了“本末論”。最先使用本末觀的商鞅、韓非主張“重本輕末”，以“農本工商末”劃分經濟部門。明清之際，黃宗羲抨擊世儒“以工商為末，妄議抑之”，提出工商“皆本”。厘清本末，正視本末關系，古代思想家們突破傳統視野，不斷賦予其新內涵。
當代社會何為本？答曰人為本。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直至建立在數字經濟之上的“知識社會”，經濟重點發生變革，價值體系走向完善。
再深一層，“人之初，性本善”，人本向善，科技向善。比如區塊鏈被看作“信任機器”，開源軟件平臺崇尚自由、平等，云計算倡導共享。算法的“總編輯”“把關人”與技術本身“價值對齊”，并消除其中不確定性，以避免由技術濫用帶來的社會問題（數字鴻溝、信息繭房等等）。追本溯源，理解技術產生和運行的機理，就能理解世間萬物，不偏不倚，方能尋得契合之道。
那么，如何對待本與末？
一方面，尚本。舍本逐末，賢哲所非。在數字經濟中，誰掌握了根技術，誰就掌握了核心話語權。經歷信息產業“缺芯少魂”之痛，產業鏈供應鏈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變，不得不面對長期以來的基礎性薄弱環節。芯片，關鍵技術被“卡脖子”，而操作系統、數據庫等基礎軟件方面，華為等企業看到一絲曙光。
另一方面，用末。傳統思想常以輕末、抑末將本末關系視為主次或對立，現在出現了第三種答案：用末。即落葉歸根，反哺“本”，形成生態的共榮。這就要求數字經濟汲取天然的養分，取“數”于民，用“數”于民，催生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釋放價值潛力。
結語
大浪之后，余波未平。危中見機，穩中求進。前路有光，初心莫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