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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著鐐銬跳舞

歌德說過，“藝術，就是戴著鐐銬跳舞。”無規矩不成方圓，事物的發展自有其客觀遵循的規律以及主觀人為的約束來糾偏。數字藏品便是如此，作為NFT本土化的產物，兩者同源區塊鏈技術，卻在不同國情下呈現出截然不同的走向，嚴格的市場規則和監管是國內加密藝術的另一個注腳。

NFT（Non-Fungible Token，非同質化代幣，指用于表示數字資產的唯一加密貨幣令牌，可以買賣）的概念由加密貓CryptoKitties的創始人兼CTODieter Shirley在2017年正式提出，但事實上誕生至今已有10年。

2021年，美國加密藝術家Beeple創作的NFT畫作《Everydays：the First 5000 Days》在佳士得拍賣會拍出6930萬美元的高價；NFT 頭部交易平臺 OpenSea 的交易量從2020年兩千多萬美金漲到了2021年全年交易量140多億美金，整整翻了646倍，讓NFT被冠以“造富神話”火爆全球，一眾投機者趨之若鶩。

基于不受管理、不受控制、沒有任何人或機構監督的公鏈以及未經版權審核，國外高度自由的NFT市場野蠻生長，像是一場擊鼓傳花的游戲，有人在二級市場炒作的喧囂中獲得了“15分鐘的成名機會”，也有人落魄地空手而歸。

這陣風劃到國內市場，以全新的藝術表現形式改變傳統收藏界，帶有中國特色的“數字藏品”應運而生，并從小眾“破圈”走入大眾視野。

2022年數字藏品交易熱度不減，從最初繪畫、音樂作品到一雙鞋、一張門票，從流行潮牌到非遺文化、從互聯網到餐飲界……數字藏品覆蓋內涵不斷延伸，包括但不限于數字圖片、音樂、視頻、3D模型、電子票證、數字紀念品等各種形式。“萬物皆可NFT”逐漸演變成“萬物皆可數字藏品”。

同時，“出圈”帶來的一系列問題也伴隨著監管收緊，相比于國外NFT昭然若揭的金融屬性，數字藏品，僅一個“藏”字，便含蓄地道出了被“修剪”的部分：1.私有鏈，不可跨平臺流轉；2.只能由認證機構或簽約藝術家發行；3.只能用人民幣或數字人民幣實名認購；4.不能隨意流通買賣。種種約束遏制了國內數字藏品具有金融屬性的“圈地跑馬”現象。

嚴格監管下率先“跑”出來的頭部企業，自然是集技術、資金、人才優勢于一身，有能力構建數字藏品生態，占領高地的互聯網大廠，或有手握大IP的國資背書。

而腰部企業則“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涌現了不少創新玩法，但由于IP溢價能力孱弱、用戶規模有限等問題出現了流動性滯緩危機，不少企業為了突圍鋌而走險，步入“轉贈”形式的灰色地帶，因為風險越大，收益也越大。在這種情況下，無故鎖倉、虛假宣傳、內部操控、價格做莊等行業亂象也時有發生，導致置身其中的一部分投機者們風聲鶴唳，不知道何時“重錘”砸下，手里的NFT就淪為了JPG。

對此，有人說：“數藏‘水’很深，入局需謹慎。”真有如此可怕？事實上，數藏行業尚處發展的初級階段，面對新技術、新應用，很多時候人們會盯著“后視鏡”以防走入誤區。但還需認識到，只要加以合理運用，技術不會“吃人”，相反，麻木守舊的思想會。過分追求與NFT不同不如“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相信人們在實踐中會慢慢探索出更完善、更適合的數藏發展路徑，前景依舊是光明的。

更何況，監管未見得是洪水猛獸，根本目的是讓市場有序健康發展，就好比孫悟空手中的金箍棒，用不好是累贅，用好了便是利器。那么既然“去炒作”已是大勢所趨，失去了流通自由的數藏市場，該從哪里獲得動能？

價值創造的邏輯：符號、信任與共識

務實地講，談到創造價值，你會發現能列舉很多數據去衡量它：投資資本回報率、資本成本、增長率、可持續增長率……的確，對于數藏本身而言，成本又低，又能批量生產，還能通過展覽等線下形式或是與數字權益相結合的方式落地，一旦有大IP加持，無疑是一條不錯的業務增收渠道。由此也形成了三種生產方式：實物的數字化映射產品、數字化原創作品、數字化作品與實物或權益融合。

乍一聽，這依然是遵循平臺經濟的創收路子，還是熟悉的“講故事”配方。因為數字藏品首先是數字化產物，或者說虛擬商品。

馬克思主義認為，商品的價值分為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法國思想家鮑德里亞在《消費社會》中補充了一點——由廣告、包裝等營銷傳播工具塑造出來的符號價值，符號價值更具象征意味，這也是無聊猿等“頭像”生意倍受推崇的原因。顯然，數藏滿足了購買者精神層面的需求，好故事、好作品可打動人心，亦可彰顯身份、意識、興趣、個性等象征意義。

但數藏又與普通的虛擬商品有很大區別。“信任機器”區塊鏈錨定了作品生成鏈上唯一的所有權或使用權的數字憑證，憑借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可追溯、開放性的特質幫助確權，既保證了商品的稀缺性，同時也維護了交易過程中創作者和消費者的權益，甚至可以通過內嵌價值體系實現自循環。

正如硬幣有一體兩面，信任是涉及交易或交換的基礎，商品一經頻繁轉手和人為炒作會產生泡沫，不但失去其本身的意義，名不副實，還會“劣幣驅逐良幣”，讓低價值產品充斥市場，這或是信任濫用的惡果。那么，怎樣才能發揮信任的正向作用呢？

近日，由國家新聞出版署科技與標準綜合重點實驗室區塊鏈版權應用中心主編的《數字藏品應用參考》發布，將數字藏品定義為：數字出版物的一種新形態。“數字出版物”明確了其內容價值，同時也強調了有公信力的媒介屬性。

2021年12月，新華社上線了一套可免費領取的數字藏品。該數字藏品是由新華社聯合騰訊通過區塊鏈NFT技術，將精選的2021年新聞攝影報道鑄造而成。它記錄了2021年很多珍貴的歷史時刻，如首金、建黨百年、“燃燈校長”張桂梅等重大事件與人物。從小處說，數藏具備引流、維系用戶的效用，更“大”的意義是，增強創意產品的文化承載力，實現優秀傳統文化的創新發展和IP重塑。

維持數字藏品魅力，單靠文化IP也非長久之計，為了拓展數字藏品新的應用場景，應跳出“藏品”的概念，將其看待為一種全新的、可信的價值和權益載體。

歐科云鏈研究院蔣照生稱，“數字藏品應該被放置于整個數字經濟發展的框架之下去探索，賦能各個行業智能實體經濟的數字化轉型。比如談了很多年的供應鏈金融，其實它各環節上需要的一些權益憑證和票據，就可以被制成所謂的數字藏品，在區塊鏈上進行流轉，從而作為一種高流動性的資產為中小企業的融資做信用支撐，盤活更大的資產。”

當數藏不僅僅靠少數人控制的稀缺體現，真正賦予其價值的其實是開放后形成的民主共識。在未來，一旦市場走向更加規范化，技術壁壘消失或松動，廣大消費者自會用腳投票。

就像跨越web1.0的信息單向傳播，我們在web2.0時代有了更好的選擇，可以既擺脫守門機制，又維持評估，亦可能把守門從過濾機制變為評價機制。可以說，用戶的參與和創造、廣泛而沉浸的社交體驗、更加豐富的應用場景讓數藏價值倍增。此時，數藏才算真正“出圈”了。

也因如此，“PGC or UGC or其他web3.0特色的內容生產模式和組織模式”是即使優越如大廠也得躬身用心探索的問題。作為數藏平臺，厘清創作者和文化IP、社區傳播和收藏家兩者的角色，運用全新的高效方式將其連接起來以及明確自身的市場定位是開展業務的基礎。

總而言之，無論是怎樣的價值，都在強調一種滿足與被滿足的關系，滿足消費者需求才是第一位的。

Web3.0、元宇宙的藝術：反叛與潮流

英國著名畫家藝術家班克西于2006年創作了一副名為《傻子》的畫作，其描繪的是一場藝術品拍賣會，諷刺1987年拍賣梵高《向日葵》創紀錄的銷售歷史，上面寫著：“我真不敢相信你們這群傻子真的會買這個”，嘲笑那些在藝術品上斥巨資的收藏家。最后該《傻子》的 NFT 版以將近原價4倍的價格售出，約合人民幣 247 萬元。聽起來荒誕且反叛，不是嗎。

但倘若放在web3.0、元宇宙的語境下就一點也不奇怪。有人感嘆，當下的互聯網已陷入了“內卷化”的疲態，在內容載體、用戶體驗、傳播方式和場景交互方面，都容易讓人產生倦怠，互聯網已經不能稱之為先進生產力了。

但這種內在的“倦怠”外化為近乎偏執地追求個性和差異，不同時俗，卻又難逃高度工業化的復制粘貼。思考數字藏品，也是對工業化生產方式的再反思：國外NFT產品多表現為“重復的主體+隨機變量”，比如無聊猿頭像，同樣一只猴，叼了根煙和帶了個口罩價格卻有天壤之別；黑色背景的圖片加上“骨頭做的法杖”“亞麻袍子”“皮腰帶”等意思的白字就價值 10 多萬人民幣，這其中的門道莫非是所謂藝術的“留白”？

不，數字藏品真正的魅力在于觸及到了傳統藝術所無法觸及的靈魂點位，在傳統的藝術圈子里，這樣那樣的瑰麗嘉寶，見過他們的不僅寥寥，而且只能由個別人所擁有。數字藏品誕生讓任何稀缺的藝術都有了可以被廣泛傳播和敬仰的基礎。空間界限被打破。這是收藏者角度。

臧克家說過，“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雖然生命的厚度值得歌頌，但難免有些意境悲涼，而數字藏品恰恰規避了梵高式的悲劇，人人都是現世藝術家，既講述著“熱鬧是他們的，我什么也沒有”的與時代的對話，也保留著“我來，我見，我征服”的生命永續的存證。時間界限也被打破。這是創作者角度。

一來二去，反叛變成了潮流。

結語

技術發展的長河中，犀利地洞悉人性、把握內核的人畢竟是極少數，更何況“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他們在某一刻掙脫鐐銬走向遠方，而大多數人只是附庸風雅罷了。不過，審時度勢，戴著腳鐐跳舞也能跳得痛快，跳得好，又何嘗不是藝術家呢？